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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乾
　　《鐘山》雜誌社當時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編輯部，人才情趣用品濟濟，思想活躍，現在著名的小說家蘇童和著名的製片人範小天都在編輯部工作。“新寫實小說大聯展”，在文壇的影響較為久遠。整個創意來自編輯部，而這個創意和我當時悉心研究的“後現實主義”不謀而合，以至於有人簡單地把“新寫實”的創意歸結於我一個人。被動地掠人之美也是掠人之美，至少掠人部分之美。到1994年，《鐘山》雜誌又推出了新狀態文學的欄目，這個欄目引起的反響甚至超過了新寫實，但限於評論界和學術界，而新生代作家的成長藉著新狀態脫殼而出，蔚然成長。後來到《東方文化周刊》當主編，到《中華文學選刊》當主編，至今養家糊口的活還是編輯，在《小說選刊》供職。
　　其實，除了當編輯、做策劃外，我還做過12年的出版。2000年底，我從南京來到北京，開始了長達12年的出版工作，我每年除了出版12期《中華文學選刊》外(最多的時候還有12期《中華少年寫作》)，還出版10本圖書左右，《河岸》、《無土時代》、《我的生活質量》等長篇小說均是經典十暢銷的類型。2010年評選茅盾文學獎，被推薦的100多部作品中，我擔任責編的有5部，進入前20的我有2部。而之前，我1994年擔任責編的《長恨歌》榮獲第抗癌食物排行五屆茅盾文學獎，這也是《鐘山》創刊30多年來第一次獲茅盾文學獎。
　　文學，編輯，出版，這是我活動的全部半徑，我不敢說我是行行都出色，但我知道我是乾一行愛一行，我總是能夠把已經積累的文學資源調動起來。作為一個小說創作者，我雖然發表過十來個中短篇，這些為我後來解讀小說提供了最質感的體驗，都說文學評論要接地氣，而我認為評論接地氣的最好方法就是要“下海”，要有創作的體驗，解讀作品才不會隔靴搔癢。比如，詩歌創作更是錘煉了我的語言，記得我的同學看到我寫的關於北島詩歌的評論，他驚訝地說，你這也是寫詩呀。以詩心發現詩心，以文心溝通文心，這才是評論的真諦、才是打關鍵字廣告動作家和讀者的好評論。
　　好多年前，《北京青年報》的記者在採訪我時，曾經把我戲稱為“智力剩餘者”，原因是1989年室內裝潢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，我專註於圍棋的對弈和研究，並且寫了一系列關於圍棋文化的文章，直到2009年《圍棋天地》想找一個理解圍棋文化的人和常昊等國手對話，搜索的結果發現我是一個最好的人選。其實，我的圍棋水平也只是業餘一二段的水平，在業餘界甚至在文學界也算不上一個高手，但是我認為下圍棋和寫文章的道理也是一樣，圍棋如人生，人生即文學。在《閑讀圍棋》這篇文章中，我借用了羅蘭巴特的“對話”理論，將圍棋的核心理解為一種人生的對話形式。當時，正是後現代理論向中國傳播的時候，很多人咬文嚼字地為“後現代”的解釋費盡口舌，其實中國最古老的圍棋，已經充分地呈現出非中心、非國定、非邏輯的流動性特質。當然，也許會有人理解為牽強，但任何理論在“落地”時，都會產生誤讀，何況誤讀本身也具有價值。
　　再比如我喜好多年的足球運動，其實也是一種人生的體現，只不過是高濃度的關鍵字體現，激烈的體現，是褪去了鋪墊和水分的體現。一場足球賽，也是一部作品，在沒有足球前，人們喜歡在劇場看演出，20世紀以後，看足球的人比看演出的人多得多，因為再精彩的演出都是有劇本的，而足球是無劇本的，場上的風雲變幻，人物的命運也難以預測。人們之所以痛恨假球，就在於結局安排好了，是按“劇本”踢的。現代社會的人們對“閱讀”的需求，不喜歡事前安排好的，不喜歡沒有參與性的。網絡之所以能夠迅速風靡，在於它的交互性，人人可以參與，人人是文本的創造者。
　　當然，我這樣把很多的事物泛文本化進行廣泛的解讀，肯定會有不對榫的地方，行與行之間還是有著各自的差異的，能夠通氣的原因，在於你有一個包容、寬闊、博愛的內心。熱愛生活，熱愛生命，才會生生不息，氣韻長久。　　（原標題：隔行通氣（下））